認識考古學

概論

在考古學這門迅速發展的學科中，「聖經考古學」乃是特別研究巴勒斯坦及其鄰近國家那些與聖經時期和記載有關的遺蹟的，包括建築、藝術品、銘刻和每一種人工製品的遺蹟。這些遺蹟，有助我們明白希伯來人以及那些與他們有接觸並影響他們的人，如埃及人、腓尼基人、敘利亞人、亞述人和巴比倫人，明白他們的歷史、生活和習慣是怎樣的。起初人是因着對聖經提到的地點和時代產生興趣，而開始進行許多較早期的發掘的。而現今的考古發現，又使人對聖經的歷史、宗教和倫理背景有更廣泛的了解。這些知識，大大的有助於解釋、說明、有時並證實聖經的陳述，使那些沒有足夠事實根據的理論不能立足。

考古學的限制，在於其所包括的時間和地域極其廣遠，而遺蹟的保存，也有一定的困難。木質，皮質或布質的物件很少殘存下來。我們只能夠假定它們是存在的。沒有一個聖經提到的地點，曾經或有可能會被徹底的發掘出來。準確的分層（Stratification）和記錄的方法，也只是在近年才被發明。這些方法，使人能夠在地點與地點之間，作詳細的比較，因而引致考古學家要修正一些較早時所得的結論。例如，肯揚（Kenyon）就將加斯坦（Garstang）所推斷的耶利哥城墻的年代，推前了幾個世紀。再者，巴勒斯坦本土的銘刻的缺乏，意味着我們很難靠賴聖經以外的資料，去直接洞察早期的民族的思想與生活。考古學是屬於歷史的一門學科，主要是涉及有形物質的研究的，因此，我們絕不可能用考古學來試驗聖經的一些偉大的真理，諸如神與道成肉身的基督的存在與救贖行動這些真理，是否可信。

考古學上推定日期的先後次序的技術，是在巴勒斯坦（此詞包括現代的以色列國和約但國）首先制定出來的。皮特里（Flinders Petrie）於1890年在赫西廢丘（Tellel-Hesi）體會到，有人居住的不同地層，是可以由其中所發現的，獨特的陶器和其他特色，加以區別出來的。關乎地層學和地形學的這種系統，目前已為普世所使用。在巴勒斯坦，尤其是在米西呣之家廢丘（Tell Beit Mirsim）、撒瑪利亞、拉吉和耶利哥，這種系統已由日後發掘者加以改良。透過巴勒斯坦境內和較遠的地點之間的比較，考古學家可以肯定的把相關的發現串連起來，再連於歷史記錄，然後做出一份從主前四千年期開始的、十分嚴謹的年代表。不過，即使在碳十四的方法可以提供一些證據的時代，主前四千年期以前的年代，仍然是不能精確的肯定的。附表所顯示的，是目前所接納的、這些考古學上的時期的名稱：

史前期

近東是人類最初出現為食物採集者的地區。當時是舊石器時代。這個時代的遺蹟見於迦密（Carmel）的洞穴（Wadial-Mugharah），埃南（`Eynan）和奧連（`Oren）。經過了一段空隙之後，人類作為食物的採集者，再被發現在所謂的「新石器革命」時代。很多人認為近東最初的人類，與史前之歐洲相關，而不是與非洲有關連；而其體形也與歐洲的尼安德塞爾人（Neanderthal；〔譯註：石器時代住在歐洲的原始人種〕）的類型相近。屬主前約9000年的，佈有茅屋的空曠村落，在沙尼達（Shanidar，伊拉克〔Iraq〕）、埃南（呼勒[Huleh]湖）、耶利哥和貝特哈（Beidha）（在彼特拉〔Petra〕附近均有發現）。這些地區繼續進展至陶器前之新石器時代後期（Neolithic B），發展了生產的經濟制度。在這個時期的耶利哥城（約主前7500），發現有巨大的防禦建築和用獨特的手法塗上灰泥的頭蓋骨以及小雕像。這些物品的用途未明。在雅姆克（Yarmuk）和加利利（沙阿爾哈哥蘭[Sha`ar Haggolan]）發現了屬新石器時代的遺址。這些遺址與尼羅河、居比路（塞浦路斯）和底格里斯河谷（賈爾穆[Jarmo]）的那些村落屬於同一個時代。

銅石時代的壁畫，著色的陶器和簡單的銅斧頭，於約但河谷、特路拉迦蘇（Telulat Ghassul）、以斯德倫（Esdraelon）、迦薩附近和南地（Negeb）的北部均有發現。金屬逐漸開始被廣泛的採用。泥質的模型顯示圓拱的屋頂是地下儲藏室（阿布馬特爾[Abu Matar]）、石貯水池和某些住所的特色。

巴勒斯坦在甚麼時候過渡到青銅器時代初期，是不容易確定的。有人在一些村落中追溯這過渡期的痕跡。這些村落後來擴展為城邦（米吉多[Megiddo]，耶利哥[Jericho]，伯珊[Beth-shan]，野拉之家[Beth-yerah]]和示劍附近的法阿廢丘[Tellel-Far`a]），或者被廢置一段時期（撒瑪利亞和納斯貝泉廢丘[Tell en-Nasbeh]）。大概是來自北方或東方、從前是游牧民族的侵略者，將新類型的陶器帶來，又在岩石鑿出的大墳墓中，集體埋葬他們的死人。這些墳墓裏頭，有時會包括屬從前銅石時代晚期的類型的陶器，另有以斯德倫的、磨光的器皿和着色的陶器，着色陶器日後大量出土（EBI）。「原始都市」（Proto-Urban）這個名稱，被用來形容這個階段。「原始都市」是相當於主前約3200年伊拉克的原始文化（Protoliterate，詹迪納斯爾文化[Jemdet Nasr]）時期的。

迦南人（青銅）的時代

在青銅器時代早期第一期，開始有用泥磚牆建築的城市。同時發現於北部（伯耶拉，第二層；伯珊，第十一層）的陶器，有別於南部──如俄斐勒（Ophel，耶路撒冷）、基色、艾城、耶利哥（第六－第七層）和納斯貝泉廢丘──發現的陶器。在北部的城市（米吉多，第十六－十七層；伯耶拉，第三層；伯珊，第十二層），在青銅器時代早期第二期（約主前2900）繼續興旺，不過我們可以在南部看見一些埃及的影響（耶利哥，第四層）。在亞拉得（Arad）的發展得很好的下城（第四－第一層），有成對的廟宇，類似北部迦南城鎮的建築物。從押巴拿（Ebla，敘利亞）得來的、屬主前約2300年的文稿，已經提到了後來為人所熟悉的地方的名稱，如：拉吉（Lachish），夏瑣（Hazor），米吉多（Megiddo），迦薩（Gaza）。這些地方，有顯著的發展。值得注意的是克拉克廢墟（Khirbet Kerak）的一件精美的新陶器，顯示在巴勒斯坦和敘利亞陶業技術有逐漸的改良。

約於主前2200年到來的人民，有獨特的埋葬習俗、陶器和武器。他們大概是半游牧的亞摩利人（如：阿諸廢丘[Tell Ajjul]、耶利哥、米吉多）。後期來到的以色列人（民十三29；書五1，十6）以及埃及的咒詛禱文（Execration Texts），都有提到這些在巴勒斯坦山地生活的游牧民族。

其他類型的陶器、武器和埋葬習俗顯示，有些民族，是和敘利亞和腓尼基的城邦有關的。不久之後，許多城邦就開始出現。這些城邦，都是典型的迦南城邦。他們的王大概包括那些來自亞洲的「外邦統治者」（許克所斯人，Hyksos），後者約於主前1730年侵佔埃及。當時是富裕的時期，不過城邦之間時常有戰爭。主要的城市都有一個城堡和一個築有防禦土牆的下城（如：迦基米施[Carchemish]，夸特那[Qatna]，夏瑣[Hazor]，埃及的迪耶廢丘[Tel el-Yahudiyeh]）。

這青銅器時代中期是一些半游牧部落活躍的時代。這些部落，包括哈皮魯人（Habiru），在其中極可能有以色列人的族長。他們逐漸滲入有防禦的城鎮之間的灌木地帶（族長時期）。在耶利哥發現了這類民族的墳墓。城鎮和其上的房屋（如：米西呣之家[Beit Mirsim]，米吉多和耶利哥）一直保持小規模，且很少變化，直到它們遭人猛烈地摧毀為止（青銅器時代晚期）。摧毀城鎮的人，大概是於主前約1450年擊退許克所斯人的埃及人（杜得模西士三世[Tuthmosis III]的手下）。雖然巴勒斯坦山地的城鎮，與地中海東部有貿易的接觸（邁錫尼人的陶器），可是，與鄰近的腓尼基城鎮相比，卻比較貧窮了。

那些主要城市再次有人居住，但後來在十三世紀卻又再被劫掠。有人在夏瑣、伯特利、米西呣之家（底璧[Debir]？）和拉吉焚燬的廢墟中，追溯到以色列人在約書亞的領導下攻擊這些城鎮的蛛絲馬跡。但我們不可能對這種主張加以證實。根據舊約的記載，在許多地方，約書亞沒有放火焚城。按考古學的發現，耶利哥城約於主前1325年被廢棄。那些倒塌的牆，曾經被視為青銅器時代晚期的建築（Garstang的見解）。可是，今人卻認為它們是在青銅器時代早期被毀的（Kenyon的見解）。

在迦南屬青銅器時代晚期的遺址，已發現至少六種不同的書寫的文字：巴比倫楔形文字；埃及象形文字和僧侶用的文字〔譯註：一種比象形文字簡單的古埃及書寫體〕：迦南人的直線形字母（希伯來文和希臘文字母之鼻祖）；以及一種有廿五至三十個與烏加列文字相似的楔形文字的符號；比布羅斯（Byblos）的音節文字和居比路（塞浦路斯）或革哩底類型的文字。

從夏瑣、拉吉、米吉多、亞拉得和其他地方遺留下來的廟宇和神龕，連同祭壇、擺設供物的桌子和禮拜的用具，我們可以一窺迦南人的宗教習俗。金屬的小雕像代表巴力，泥質的小塑像則代表亞斯他特（Astarte）。考古學家經常發現這些雕像。圓柱體的印也刻有男女神祇的像。在伯特利發現的一個印，上面有埃及文之亞斯他特的名字。

（有關出埃及的日期為主前十五世紀的這個看法，最新援引考古證據與其他證據的陳述，見 J. J. Bimson,Redating the Exodus and Conquest, 1978。）

以色列人（鐵器）的時代

新的一系列陶器的發現，證明到了主前十二世紀，迦南西南部開始有非利士人的村落。這些陶器是經過修飾的，手法受到邁錫尼時代晚期（Late Mycenean）的陶藝影響，卻又具有巴勒斯坦、居比路和埃及本土的特色。在迄今被鑑定為迦特的遺址的各處地點，並未發現這種非利士人的陶器，這是個難題。這種陶器另外出現於非利士全地，從底壁至基色的示非拉（Shephelah），並遠至北面的約帕。在被其他海上民族佔據的遺址上，找不到這種陶器；而在中部的山地（基比亞[Gibeah]，耶路撒冷，伯夙[Beth-zur]，納斯貝泉廢丘），最初也找到少量這類陶器，大概是往來貿易的結果。不過，考古學家發現一些跡象，顯示主前1050年，這種陶器已引進了示羅和伯珊。這些非利士人是在巴勒斯坦最先使用鐵器的民族（在法阿廢丘的一個墳墓中，發現了一把鐵造的短劍和有柄的小刀）。以色列人很晚才弄垮非利士人這項專利以及隨着這專利而來的、經濟上的優勢（撒上十三18-22）。富裕又建築得完備的迦南堡壘至少繼續存在至另一個世紀（伯珊）。在士師時代的以色列人，不是住在建築簡陋的房屋（伯特利），就是住在所奪得的迦南人房屋的底層（米西呣之家）或者棲息於他們自己的、建築簡陋的村落裏頭（迦迪[Gat]，拉夸特[Raqqat]）。他們的陶器與迦南人的陶器比較起來，顯得又簡陋又粗劣。

掃羅在基比亞（弗爾廢丘[Tellel-Ful）的城堡，顯示以色列人怎樣採用了北部雙層護城牆的建造方式，作為他們的防禦。那是在這段時期的建築的一個典型特色。這裏的生活很簡單，不過顯然已經輸入了少量鐵做的武器。在示劍發現類似的雙層護城牆，可能是亞比米勒建造的（士九），而那些在米西之家和伯示麥（Beth-Shemesh）的護城牆，則可能是大衛為着鞏固猶大、抵禦非利士人而興建的。否則，除了在俄斐勒的城牆和防禦工事以外，迄今尚未有建築物可確實被鑑定為大衛在位時建造的。

在所羅門的時代，人更多用鐵，建築技術也有所改進。他在夏瑣、基色和米吉多所建築的城門，採用了同一個圖樣（王上九15）。在米吉多和夏瑣為各區的長官建築了官邸。在拉吉和伯示麥則建有巨大的穀倉，用以貯藏作為稅收支付的穀物。也有證據證明當時有為地區行政機關而設的龐大建築計畫。所羅門在位時，物質方面十分豐富，主要原因，必定是由於當時有許多煉鋼、煉鐵的採礦場（採礦和金屬）的興建和發展。在亞喀巴（Aqabah）的以旬迦別（Ezion-geber），被用作大船輸入許多外來商品的港口。在奎西利廢丘（Tell Qasileh）發現的一個壺，上面刻着「阿裴之金」，證實了這項貿易的存在。

在擊敗非利士人之後，以色列人毋庸爭議地擴展了與腓尼基人之間的貿易。所羅門建殿向事反映出這個事實來。建築的圖樣，乃是按照一種敘利──腓尼基（Syro-Phoenicia）的風格而設計的。這種風格，已為夏瑣和泰納廢丘（Tell Tainat）所採用。建築物的入口，有成對的獨立式柱子矗立兩側，由一條經過走廊進入大殿（hekal）的直線通道引入小的內殿（dbir）。所羅門聖殿的獨特發展是，沿着這建築物的兩側，築有相當大的、用來貯存寶物的空間。聖殿的裝飾，包括殿的基路伯，棕櫚樹，通花案或陳設，可與在撒瑪利亞，阿斯蘭塔舒（Arslan Tash，敘利亞）或寧錄（Nimrud，伊拉克）所發現的、同時代的象牙製品相比。在烏加列較早的藝術也證明了這些裝飾的存在。在多次的發掘過程中，也發現了其他的物件、祭壇、座、鉗和器皿。

埃及的示撒一世約於主前926年入侵，所造成的損毀，北至阿布哈完廢丘（Tell-Abu Hawan），另外摧毀了米西呣之家和伯示麥。多次的發掘，幫助我們更多理解王國分裂時期的歷史。戴華斯（De Vaux）證明了得撒（Tirzah，法阿廢丘），這個城在十世紀之後已被遺棄。這實在是意料中事，因為當時暗利已將道都遷至撒瑪利亞（王上十六23-24）。這麼一來，他與腓尼基海港的聯絡就更為便利了。

在撒瑪利亞，山頂被設計為王宮的所在地，有一道精美的石牆圍繞。在暗利、亞哈王宮所發現的許多象牙製品，可能來自亞哈的「象牙宮」（王上廿二39；摩六4）的裝飾或傢具。有些象牙製品上面，刻有在象牙雕刻中常見的腓尼基人的記號。字體與在底漢（Dibhan）發現的米沙的銘刻相同。米沙的碑刻，是描述他和以色列之間約於主前825年的關係的（摩押石碑）。在撒瑪利亞的王宮庭院中，有個敞開的貯水池或「水池」，也許亞哈的車就是在這個水池中洗淨的（王上廿二38）。有六十三塊有銘刻的陶片，提到有酒和油，送到王家的儲藏室，證實在耶羅波安二世治下有這樣的行政機關。

在伯珊和米吉多發現了類似在撒瑪利亞的官方建築物。在米吉多、夏瑣，和別是巴，又發現了大型的儲藏室，在那裏存放着當稅項繳付的實物。亞哈似乎曾經將夏瑣擴建，在城堡周圍的高地上全都築起新的防禦工事。在那裏，像在撒瑪利亞一樣，當時所築的堅固的防禦城牆一直屹立，直至約主前150年希臘時代才重建。約在主前800年，法阿廢丘重新有人居住，作為一個總督當地的住所。住所附近有很好的私家房屋。在那地方發現的陶器，類似在撒瑪利亞發現的。後者乃是耶羅波安二世的住所。

納斯貝泉廢丘（米斯巴）和基比亞，在王國分裂時期被重新堅固地設防，作為邊境重鎮。兩個地點都按同一圖案和用類似的材料重建，顯示這可能是亞撒在毀壞了巴沙於鄰近的拉瑪修築的堡壘之後（王上十五），所進行的工程。亞述的提革拉毘列色三世約於主前734年的入侵，對夏瑣和米吉多造成重大的破壞。在夏瑣的瓦礫中有一塊碎片，上面刻着Ipqh（「屬於比加」）的字樣，使人想起比加此時正在夏瑣作王。正如王下十五29，十六5-8和亞述的年鑑所記載的。這同一個亞述王提到亞（約）哈斯。他進貢的事記載在王下十六8。

在主前722年，撒珥根二世，如他所聲稱的，結束對撒瑪利亞的圍攻，從撒瑪利亞城和那一區帶走了27,290名俘虜「和他們的神祇」，並輸入外族人來取代他們的地位（王下十七24）。考古學上也證明了這個事實。撒瑪利亞這個遺址那時比較貧乏，而且也只有其中一部分有人居住，內有輸入的亞述人和外族的陶器類型。從此以後，以色列就在亞述的支配和影響之下生存。當亞述進軍埃及卻受到猶大的威嚇時，西拿基立就於主前701年揮軍南下，在征討猶大的途中，洗劫了米吉多、撒瑪利亞和基比亞。亞述王宮的浮雕上所描繪的拉吉的陷落，已經得到考古的證實；通往最主要的城門的斜坡附近，有那些倒地的攻擊者所留下來的盔甲、武器和頭盔。一個埋葬了1,500名受害者的公墳，可能屬於這個時期。希西家（西拿基立聲稱已將他「像禁錮一隻籠中鳥一樣，囚禁在他的首都耶路撒冷」）因有先見之明，開鑿了一條隧道，從五百公尺以外的處女泉（Virgin's Spring）引水入耶路撒冷，以致他可以抵擋得住亞述人的圍攻（王下二十20；代下卅二30）。1880年在西羅亞隧道發現的銘刻，是現存的、最長的希伯來文碑銘之一（DOTT，頁209-11）。其他同時代的希伯來文書寫，包括一個可能屬舍伯那的銘刻。

約西亞抵擋埃及的熱忱，見於尼哥於主前609年前往迦基米施途中所加諸米吉多的破壞。考古的發掘顯示，迦基米施於不久之後就被焚燬。當時適逢主前605年的戰爭在這場戰役中，尼布甲尼撒二世佔據了迦基米施，又侵略敘利亞和巴勒斯坦。按巴比倫歷代志的說法，這些地方遂受制於巴比倫人。當猶大背叛時，就無可避免的要面對嚴厲的懲罰。巴比倫的編年史記述於主前597年三月十六日耶路撒冷被佔領。在猶大的許多城鎮和堡壘（但不在北部），都顯示曾經被劫掠的痕跡。這些痕跡，源自巴比倫人在這段時間的侵略，以及西底家叛變之後，主前589-587年的戰爭。有些城鎮被摧毀，之後就再沒有人在其中居住了（伯示麥，米西呣之家廢丘）。在拉吉的瓦礫中，發現了廿一塊有銘刻的陶器碎片，可以證明當時的防守者多麼的焦慮（DOTT，頁211-7）。

考古方面的勘察顯示，猶大在被擄期間十分窮困，雖然當時在猶大的王家產業，繼續有人代約雅斤管理。約雅斤的名字，見於巴比倫的文稿，記錄指出他被囚禁於巴比倫的監獄。印有「姚斤（Yaukin）的管家以利雅敬（Eliakim）」的圖章戳記，在納斯貝泉廢丘發現的耶撒尼亞（Jaazaniah）的一些印，以及在拉吉發現的基大利的一些印章（王下廿五22-25），都證實了這些領袖的有關活動。

重新在猶大定居的進展，是緩慢的。發掘所得的資料顯示，直到主前三世紀，猶大人口的密度才恢復到從前的時代一樣的光景。然而，撒瑪利亞，伯特利，納斯貝泉廢丘，伯夙和基色幾乎繼續不斷的有人在其中居住；而在阿瑟利（`Athlit）（迦密）和法阿廢丘（南地）的公墓，則發現了鐵器時代III的陶器和波斯的物品。波斯人容讓當地人有幾分自治權。當地鑄造的錢幣於主前五世紀開始出現，到了三世紀就十分流行。大部分錢幣都是仿照古希臘雅典（Attic）的銀幣而鑄造的（drachma），但有些錢幣則有希伯來文－亞蘭文的銘刻在上面（yehud，「猶大」），類似猶太人錢幣上的銘刻。後者又刻有一個坐在馬車上的男性神祇，手裏抓住一頭鷹。這可能是初期使用金錢的一個例證。這個時期的許多大口瓶的把手都印有諸如「猶大」（yhd），耶路撒冷（yrslm）或摩撒（Mosah）的地名。希臘人在沿岸地方設有貿易上的殖民地，而透過輸入的商品，希臘的影響穩定的增加，考古學家找到越來越多雅典的紅色花紋陶器和後來伊奧尼亞（Ionia）的墨色花紋陶器。這地與亞拉伯的貿易隨着「以土買」（Idumaea）王國的建立而興旺。巴勒斯坦南部由亞拉伯人迦施慕（Gashmu）（尼六1；〔譯註：和合本作「基善」〕）控制。這個「基達[Kedar]王」的名字被發現刻在一些銀碗上面，而在拉吉那座被假定為波斯的別墅，可能是他的一個行政中心。這座別墅的設計，類似在巴比倫的尼普爾之帕提亞王宮的設計。波斯的銀器皿已經在基色和沙魯險（Sharuhen）出土。用由石灰石雕刻而成的香爐，已經在詹米廢丘（Tell Jemmeh）、拉吉和其他地點被人發現。這種香爐與在巴比倫和亞拉伯南部發現的香爐，有相同的形狀。

探測與發掘

在宗教改革運動之後，人對傳統上聖經地點的興趣又再重現。許多人撰寫他們在巴勒斯坦的遊記。然而，直到1838年，才有美國人魯賓遜（Edward Robinson）和史密斯（Eli Smith）進行初次有計畫的地面勘察，鑑定了幾個遺址為聖經提到的一些地點。第一次的發掘工作，由法國人德索爾西（De Saulcy）於1863年在耶路撒冷附近進行。之後，於1856至1914年間，又有人為巴勒斯坦探測基金會（Palestine Exploration Fund）作了一系列的考察。經人視察過並且為之繪製了地圖的地區，包括巴勒斯坦西部、加低斯（Conder負責），加利利以及亞拉巴（Kitchener負責），出埃及的曠野（Palmer負責），以及包括迦百農、撒瑪利亞和該撒利亞的許多地點（Wilson負責）。考古學家的興趣也集中於耶路撒冷本身。於1867至1928年間，在耶路撒冷挖掘的地道暴露了城牆的各層根基，而岩石地層和部分南面城牆和城門，以及俄斐勒（Ophel）都是考古學家探測過的地點。皮特里爵士（Sir Flinders Petrie）於1890年在赫西廢丘（Tell el-Hesi）進行發掘，並依據與埃及資料的比較，首次按陶器款式的變化和地層的先後來鑑定年代。嗣後，美、英、法、德和以色列的學者，在各個不同的地點，領導了多次科學化的探測。主要的地點包括基色、他納、米吉多、撒瑪利亞、示劍和伯示麥。其後的地面考察工作，包括革路克（N. Glueck）在約但（1933-）的考察和以色列人在南地的考察所得的資料，使詳細的考古地繪圖得以製成功。

在1920年巴勒斯坦的古蹟部門獎勵人發展精確的考察技術和詮釋，不久陶器年代學就被確定了（尤其是由奧伯萊[Albright]在基比亞和米西呣之家廢丘所確定的，其後又被人精細的改良）。也有人將在古近東其他地方發掘到的、類似的發現，與聖經遺址的發現加以比較。雖然繼續有學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已開始發掘的那些地點進行發掘，其他人卻去發掘亞實基倫、伯珊、基比亞、俄斐勒、示羅、艾城、伯特利、伯以基蓮（Beth-eglaim）、伯夙，主要的努力則集中於發掘耶利哥、拉吉、迦蘇（Ghassul）、納斯貝泉廢丘、米西呣之家廢丘（基列西弗或底璧）和得撒。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這些遺址的發掘工作，大多數都重新開始，並且也有人開始發掘伯特利、該撒利亞、德爾阿拉（Der`Alla）、多坍和基遍。以色列考古學較近代的「學派」，包括馬薩（Mazar）、雅丁（Yadin）和阿哈羅尼（Aharoni）這些學者，除了領導其他方面的研究以外，也帶隊發掘亞柯（Acco）、亞拉得、亞實突、別是巴、但、隱基底、馬撒大（Masada）、阿詩舍利亞廢丘（Tellash-Sheriah）、莫爾廢丘（Tell Mor）、奎西利廢丘（Tell Qasile）、阿爾泉角（Ras-al-`Ain）（亞弗？）和西乃。

在約但的布色拉（Buseirah, 波斯拉？）、希實本（赫斯班[Hesban]）、米底巴（Madeba）、彼特拉（Petra）和以旬迦別，考古學者進行了重要的發掘工作。這一切發掘的結果，定期發表於各種期刊（有些列舉在參考書目中）、考古學的百科全書和專為一些特別的遺址而出版的專刊裏頭。可以想像，我們會越來越認識聖經所提到的地點和時代。

銘刻（舊約）

許多發掘都發現文稿，在檔案室蒐集的和零星的文稿都有。這些文稿，採用各種形式的書寫，寫在不同的材料上。我們可以期望這一類的銘刻，尤其是那些在埃及、亞述和巴比倫發現的銘刻，在與保存在舊約裏面的文稿的比較上，會極有價值。這些銘刻所屬的年代，是可以準確的推斷出來的。其中有些文稿與舊約的記載有直接的關係；另一些文稿則說明了整個古代近東的普遍的閱讀與書寫能力及文學風格。這些不同學派的書寫的作品，也見於巴勒斯坦。另外，又發現有本土和當地的書寫，寫於蒲紙和陶片，印章和作為金錢來使用的錢幣，石塊，木頭和其他表面上。

有些文稿或檔案集在與舊約的比較上，具有特別的重要性。這些文稿包括埃及的咒詛禱文（約主前1800）和敘利亞的押巴拿文稿（約主前2300），馬里和烏加列（沙呣拉角）文稿。這些文稿以及從努斯（十五世紀）和亞瑪拿（十四世紀）發現的文稿，說明了直至族長時期的早期的歷史；而後來從撒瑪利亞和拉吉發現的陶片記錄，向我們提供了後來的以色列和猶大國的背景。其他的銘刻則闡明了書寫在整個舊約時期的發展。

聖經（巴勒斯坦）考古學的研究，需要與別的資料作比較，包括鄰近的埃及、敘利亞、亞述和巴比倫的一般情況，這些國家的一些特殊方面，如：藝術和建築，以及它們具體的方面，如：建築物、宮殿、房屋和人工製品（如：壇、符囊、玻璃、陶器〔窯匠〕、金錢）和遺址（如：耶路撒冷等等）。

書目：遺址：E. K. Vogel,Bibliography of Holy Land Sites, 1972；最新的細節，可以在以下的期刊找到，如The Biblical Archaeologist (American Schools for Oriental Research);Israel Exploration Journal, Iraq. Levant, Palestine Exploration Quarterly。

文稿：ANET,ANEP,DOTT。

精選的書目：w. f. Albright,The Archaeology of Palestine, 1960; E. Anati,Palestine before the Hebrews, 1962; M. Avi-Yonah,Encyclopedia of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s in the Holy Land, 1976-7; M, Burrows,What Mean these Stones?, 1957; H. J. Franken and C. A. Franken-Batter-shill,A Primer of Old Testament Archaeology, 1963; G. L. Harding,The Antiquities of Jordan, 1959; K. M. Kenyon, Archaeology in the Holy Land, 1960; K. A. Kitchen,Ancient Orient and Old Testament, 1966; A. R. Millard The Bible BC; What can archaeology prove?, 1977; P. R. S. Moorey,The Bible Lands, 1975; S. M. Paul and W. G. Devers,Biblical Archaeology, 1973; J. A. Sanders,Near Eastern Archaeolog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1969; D. Winton Thomas編，Archaeology and Old Testament Study, 1967; D. J. Wiseman,Illustrations from Biblical Archaeology, 1962; Peoples of Old Testament Times, 1973; G. F. Wright,Biblical Archaeology, 1962; E. Yamauchi,The Stones and the Scriptures, 1973。

希臘──羅馬時期

當馬其頓的亞歷山大大帝於主前332年吞併從前屬波斯帝國的巴勒斯坦時，巴勒斯坦就更進一步向希臘的影響開放了。然而，他死了以後，他的將領自相殘殺，內部的戰爭阻礙了這種發展。我們能確定說是屬於主前332至200年拉吉得斯（Lagides）的統治時期的出土文物，就只有零星的陶器和錢幣。在以土買的瑪利沙（Mareshah, Marisa）發掘出一座細心設計的希臘城市。街道相交成直角，並相互平行，在近城門處通至一個市集廣場（agora）。廣場三面都是商店。在這城市附近是希臘、腓尼基和以土買商人的墳墓（約主前250-200）。

難民營和洞穴（哈薩河谷[Wadi H]absa]），以及像西門馬加比（Simon Maccabaeus）在基色所建的堡壘，都證實了馬加比家族曾經為了爭取猶太的獨立而度過艱苦的日子（主前165-37）。在特拉維夫雅法廢丘（Tell Aviv-Jaffa）附近，發現了據稱由亞歷山大楊紐（Alexander Jannaeus）所建立的、位於北面的一排堡壘的遺蹟（Jos.,BJ7, 170），在控制着由希伯崙至耶路撒冷的那條道路的伯夙，猶大（主前165-163）在一個波斯時代遺留下來的建築物之上，築了一座堡壘。之後，這座堡壘又再由巴奇底（Bacchides）將軍重建。商店、房屋、防禦工事、貯水池、來自羅底（Rhodes）並捺有印記的大口瓶把手和錢幣，都有助於詳細說明哈斯摩尼的君王的生活。其中一個君王許爾堪（John Hyrcanus，主前134-104），毀滅了撒瑪利亞和瑪利沙的異教的希臘城市。

大希律（主前37-4）是個能幹且有野心的統治者。他曾進行了許多宏偉的建築計畫。在耶路撒冷，他興建了圍繞聖殿山的巨大牆垣，又曾加以擴建和修飾。這些牆垣在原處的基岩上被發現，而且矗立在現今的地平面上有相當的高度。牆垣上半部分由壁柱圍繞，而且看上去會完全像在希伯崙（麥比拉）──現在仍然矗立在那裏──的牆垣一樣。後者也圍住一塊聖地，族長亞伯拉罕和他的妻子撒拉都葬在那裏。最近在耶路撒冷聖殿山的四周進行的發掘工作，又找到了一系列街道和台地，以及城門和走廊的裝飾碎片（在Jerusalem Revealed，頁26-31、34-5，可見其重建後的樣子及平面圖）。阿維加（Avigad）從上城奢華的上層階級的房屋裏，發掘出壁畫和多色的鑲嵌細工的遺蹟（同上，頁41-51；頁41前的彩色圖頁），又發掘出各種不同的家具、餐具等等。在上城的所謂大衛樓（Tower of David），很久以前已經由約翰斯（Johns）進行發掘，也是希律的工程，是建於哈斯摩尼的城牆之上的，至今仍保存在原處。這是希律用來防禦耶路撒冷城西北角的三座城樓之一。就在城牆之內靠近大衛樓，便是希律的王宮（在上城），而這王宮的下層建築最近也有人加以發掘。王宮外面是厄巴大（Gabbatha）的所在地和耶穌受彼拉多審問的鋪石（the Pavement）處。在耶路撒冷城的另一端，在聖殿山的北面盡頭，是安東尼亞堡（Antonia tower）。在錫安修女修道院（Convent of the Sisters of Zion）的一些遺蹟，現今被認為是過於靠近北面了，因此不可能源自安東尼亞堡。這些遺蹟，大概是源自哈德良重建的城──愛利亞加比多連（Aelia Capitolina）的。於耶穌時代，畢士大池是在聖殿山正北面的城牆外面，被亞基帕約於主後41至44年建的城牆（耶路撒冷第三道北面的城牆）圈進了城內。有關耶路撒冷第二道和第三道城牆各自的界線，學者的意見並不一致。可是，無論你是贊成蘇肯尼克 / 梅耶（Sukenik / Mayer）主張的界線還是英國學派（British School）的界線，各各他和傳統認為埋葬耶穌屍首的聖墓（Holy Sepulchre），都是在第二道北牆外面的。有人聲稱這些地點是耶穌被釘十字架和被埋葬的所在地，這個主張強而有力，有傳統的支持。這個傳統，似乎至少可以追溯至哈德良的年代（主後135）。但如朝聖者阿卡夫（Arculf）所描述的，墳墓的房間的設計，連同它的凹槽（trough-arcosolium），並不是那個時代典型的設計，這是個問題。今日另一個吸引朝聖者的地點園中墓（Garden Tomb），是個適合的地點，但從沒有確鑿證據表明這地點真是耶穌墳墓的所在地。在耶路撒冷發掘出很多主前／主後一世紀的墳墓，其中有些是紀念性質的。在「主哭堂」（Dominus Flevit，位於橄欖山）那地和在桑赫德里亞（Sanhedria）的那幾組墳墓，是引人入勝的。亞迪亞便（Adiabene）那位歸信猶太教的海倫娜王后（Queen Helena）之墓是令人印象最深刻的。這些墳墓裏頭的骨甕（盛骨骼的小盒子）常常有銘刻在其上。最近發現的一個骨甕，裏面盛着一個被釘十字架的人的骸骨。其中兩根骨頭，仍然被一根釘釘住。跟着，有人就作出各種不同的嘗試，想要重繪被釘十字架者的身體當時的姿勢。

耶路撒冷以外最重要的希律遺蹟，發現於希律王所建立的那些城市（色巴斯[Schaste]，海岸上的該撒利亞[Caesarea Maritima]，以及他的避寒勝地（耶利哥）和他的保壘（馬撒大，希律底菴[Herodium]）。在撒瑪利亞山上，希律為紀念羅馬王帝亞古士督（Augustus），將撒瑪利亞的舊城重建，並改名為色巴斯（Sebaste）（臘：sebastos＝拉丁文：augustus）。古代的以色列城牆都被重建，並用圓形的城樓加強防衛。希律把一座廟宇獻給亞古士督，並興建了一座大運動場。這一切都是透過考古工作發掘出來的，包括在大運動場裏頭着了色的牆壁鑲板，像耶利哥、馬撒大和希律底菴其他的壁畫一模一樣。希律在該撒利亞興建的大海港，有防波堤，由一隊在水中操作的隊伍加以採測。從空中攝影得來的照片中，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到海港的輪廓。意大利的發掘家發現了司特陀塔（Strato’s Tower）的部分城牆和希律與建的戲院，連同座位、舞台和一系列着色的灰泥地板（幾乎是獨特的）。在耶利哥的希律王宮，坐落於奎特河谷（Wadi Qelt）的兩岸。在王宮的兩翼之中，有個下陷的花園和水池。這是個十分宏偉的構思。更加不尋常的是，王宮的建造，採用了當地的乾磚建築技巧，結合獨特的羅馬的混凝土建築技巧。後者乃亞古士督時的意大利的特色。只有在耶利哥發現過這種羅馬的建築技巧；就目前我們所知道的，希律只在耶利哥用過這種建築技巧。在耶利哥，甚至花園的花盆仍然在那裏！希律的眾王宮，內部的裝飾包括着色的牆壁鑲板，鑲嵌細工的地板和物品。在許多屬希律的地點都可以見到有露天或拱頂的水池，都有石階並塗以灰泥。連同這些發現，還發現有羅馬的地下暖氣系統和一個蒸氣室。希律的各個堡壘都設有這種浴室，又設有豪華的住所。彩色的鑲嵌細工也許是馬撒大的行政宮最引人入勝的特色了。在馬撒大北端的小王宮（別墅）矗立在懸崖邊綠的台階上。在這小王宮，再發現有希律着色的牆壁鑲板。在馬撒大和希律底菴的堡壘裏頭，以色列的考古學家聲稱終於發現了主後一世紀的猶太會堂的遺蹟（除此以外，目前所知最早的會堂遺蹟，一般認為其日期屬於主後二世紀晚期或三世紀）。在這一切希律的藝術品中，從未發現有人的和獸的圖形，直至相當近期，布魯舒（Broshi）在耶路撒冷錫安門附近進行發掘時，才有這些方面的發現。

其他銘刻（新約）

在耶路撒冷發現的某些銘刻，是與希律所建的聖殿有關的。這些銘刻有些被刻於小石盒上（骨甕），其中盛着重新葬埋的死人骸骨（屬主前／主後一世紀）。一個這樣的骨甕盛着「建殿者西門」的骸骨。這西門大抵是一個石匠，而不是希律的建築師。在另一個骨甕上寫着：「供應大門的亞歷山太人尼肯拿（Nikanor）眾子的骸骨」。這尼肯拿必定是那個出名敬虔的猶太人。他奉獻了新殿內最堂皇之大門的費用。另外，考古學家又發現了原本刻在聖殿圍牆上的一個重要銘刻。為人所知的例子有兩個，兩者都是用希臘文寫的。其中一個銘刻是不完全的。銘刻本文（主前／主後一世紀）寫着：「非猶太人不得越過圍繞聖地的界線與圍牆。任何被抓到的（違法者），將被處死。此後果乃是他咎由自取的」。約瑟夫提過這些佈告板，是用希臘文和拉丁文寫成的，設置於聖地（內殿）周圍。約瑟夫所用的字眼，與我們在銘刻上見到的字眼幾乎完全相同（BJ5, 194; Ant.15, 417）。徒廿一26-29的事件必定與這同一的禁令有關。當時所爆發的暴亂，乃是由那些虔誠的猶太人發起的。他們誤以為保羅曾經帶一個希臘人進入了禁區之內。

其他骨甕的銘刻也是相關的。現今我們必定要否定有銘刻寫着「耶穌！禍哉！」這句話。許多人曾經把這話與釘十字架的事連繫起來。這些話是寫在一個葬於家族墳墓中的猶太人的骨甕上的；所寫的，實際上只是他的名字，「猶大之子耶穌」（像平常一樣寫上名字，藉以鑑定死者的骸骨）。我們大概會對另一個組合感興趣：「約瑟之子耶穌」。這片語出現在另一個骨甕上；兩個名字都是那段時期常見的名字。誠然，我們可以想像，從這些骨甕而來的名單，其中很多名字會在新約中找到，包括：約翰，猶大，拉撒路（以利以謝），耶穌，馬利亞，馬大等等。最後，我們要提到「古利奈人西門之子亞力山大」和他來自古利奈加多利買（Cyrenaican Ptolemais）之姐妹撒拉（Sarah）的墳墓和骨甕。這人的父親乃是那個「古利奈人西門，就是亞力山大和魯孚的父親」（可十五21），似乎極有可能。

在巴勒斯坦發現有許多古代會堂的遺址。很久以來，考古學家都以為，最早的猶太會堂是在加利利之迦百農、哥拉汛和基法爾比拉姆（Kefar Biram）的那些會堂（學者通常推斷其年代屬於主後二世紀晚期／三世紀初期）。現今有人聲稱，在馬撒大和希律底菴主後一世紀的那些集會廳其實就是會堂。方濟會的發掘者爭辯說，在迦百農的那些廢墟，是比從前認為的日期要晚的（主後四世紀晚期／五世紀初期）。即使這一切都是事實，有確實的證據指出，在巴勒斯坦最早期的一間會堂，乃是來自耶路撒冷的。這證據乃是一個希臘文的銘刻（主前／主後一世紀）。銘刻上說，某個名叫狄奧多土（Theodotus）的祭司，在建築一座聚會所（會堂）的事上，有分參與支付部分的費用。他以「會堂主管」（archisynagogos）的身分，出任這聚會所的主席。這是件家事：他的父親和祖父在他以前也是同一所會堂的首長。那銘刻進一步寫着，這個地方是「為誦讀律法並查考〔它的〕訓詞」而興建的，而且附設有一間旅客招待所，招待國外的客人。他們有自己的浴室和房間。

希律把腓尼基人舊有的據點司特陀塔（Strato's Tower）改建為該撒利亞。意大利學者在這兒的發掘，發現城中的古戲院經歷了興建和重建的不同階段。後來在羅馬帝國時期，原來的希律遺蹟被當成「破瓦」，拋擲於公階之下，其中包括一塊有銘刻的石頭。發掘者發現這銘刻提到本丟彼拉多。他被稱為「猶大的提督」（prefect）。銘刻的文字又指出，他建造了一座神龕，來記念羅馬王帝提庇留（Tiberius）。必定是在這個時候左右，「提督」這個詞漸漸不被用來指像彼拉多這類較次要的（屬騎士階層[equestrian]的）總督。「巡撫」一詞（從前專指王帝的財政官員）取代了「提督」這銜頭。

迄今為止，我們所提到的銘刻，主要是與福音書有關的。其他的銘刻──來自希臘、土耳其等地的──則與在使徒行傳或保羅書信中所描述的那些事件有關連。在特爾腓（Delphi，希臘）所發現的革老丟的一道諭旨，形容迦流（Gallio）在主後51年是任亞該亞的方伯的，因而提供了保羅在哥林多的事工的有關年份（徒十八12）。在哥林多也有一個門上的銘刻，寫着：「希伯來人的會堂」，可能表明那是保羅傳道的地方（徒十八4）。在那裏發掘到一份文稿，提到一個捐助人名叫以拉都（Erastus），他也許就是羅十六23裏在城內管銀庫的那人。該地又發現有類似保羅作工的店舖（徒十八2-3），和一個銘刻，寫着：「屠夫路求（Lucius）」。這大概標誌着保羅在林前十25提及的「肉市場」（makellon）。

在以弗所，「以弗所人的狄安娜（Diana of the Ephesians）」（即亞底米〔Artemis〕）的神廟的部分遺蹟，連同市場和可坐25,000多人的露天劇場，被發掘了出來。撒路塔里斯（Salutaris）的一篇還願詞，聲言奉獻亞底米的一座銀像，「要在全體集會eccle{sia時，豎立在刻場中」，顯示全體大會是在這裏召開的，正如徒十九28-41所暗示的。路加所記載的歷史的可靠性，已經由許多銘刻加以證實。帖撒羅尼迦的「地方官」（徒十七6、8）是地方法官。來自該城、屬主後一世紀的五處銘刻，都提到這些地方官。同樣，路加正確的稱呼部百流為「首長」（pro{tos），即米利大的總督（徒廿八7）。在路司得附近發現的銘刻，記載有些呂高尼人（Lycaonian），將希耳米（Hermes）的神像獻給宙斯（Zeus）。在附近有一座獻給「聽禱告者」（宙斯）和希耳米的石壇。這說明了為甚麼當地的人會把巴拿巴和保羅分別認作宙斯（猶皮得，〔Jupiter〕）和希耳米（麥邱立，[Mercury]）（徒十四11）。特庇──保羅下一個停留的地方，於1956年由巴蘭斯（Ballance）鑑定為卡拉曼（Karaman）附近的克爾提赫約克（Kaerti Hu/yu/k）（AS7，1957，頁147起）。路加較早以前提及希律一世死前，居里扭作敘利亞的總督（路二2）和呂撒聶作亞比利尼分封的王（路三1）；這些記載，都同樣有銘刻支持。

書目：以下只列舉了近期的非專門性的英文著作：Y. Yadin, Masada, 1966; K. M. Kenyon,Jerusalem; Excavating 3,000 Years of History, 1967(chs. 6-11); P. Benoit,HTR 1971，頁135-67(Antonia);Inscriptions Reveal, 1973，包括：項169-70、182、216（由耶路撒冷的以色列博物館出版）；K. M. Kenyon, Digging Up Jerusalem, 1974 (chs. 1-3、10-15); B. Mazar,The Mountain of the Lord, 1975; L. I. Levine, Roman Caesarea: an Archaeological-Topographical Study, 1975; Y. Yadin,Jerusalem Revealed: Archaeology in the Holy City, 1968-74，頁1-91;EAEHL，見Caesarea，Herodium, Jericho, Jerusalem 這幾個條目。

《聖經新辭典》上冊 (香港：中神，1996), pp. 93-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