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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與考古(一)                              蔡春曦牧師

——從「二十世紀有關聖經世界的十大考古發現」說起

如果要列出與聖經有關當代的偉大考古發現,你想有那些出土文物或古城堆丘會榜上有名?若你有機會了解這些遺蹟被發現的經過的話,我相信你會對考古發掘有進一步認識,並會驚嘆神在這一切事件發生的背後之奇妙的作為。

叔維爾(Keith N. Schoville) 是著名的考古學家,是威斯康辛大學之希伯來和閃族研究榮譽教授,著有膾炙人口之《聖經考古焦點》(Biblical Archaeology in Focus) (註1) 一書,他於Stone Campbell Journal第四卷第一期曾發表過一篇取名為「二十世紀有關聖經世界的十大考古發現」 (註2) 的專文。過去一個世紀裡的十大考古發現,對理解聖經世界的意義有非常重要的貢獻。其中每一項發現、及其被發現的過程之敘述和被解讀的關鍵資訊,加上它們與關鍵聖經事件或參考文獻的聯繫,期望有機會再與你們分享。

在任何時段要訂定出聖經世界有意義的主要考古發現名單,都少不免會帶有主觀性,並基於一定程度的挑選者之個人判斷;這個名單也的確如此。不過若能有機會識別這十項發現還是會引起讀者對於考古學家們在古代近東的持續工作的興趣,這裡的古代近東至少包括地中海東部、埃及、以色列、約旦、敘利亞、土耳其、伊拉克和伊朗。

我們還應該謹記,關於聖經、及這些事件在其中發生、這些人在其中生活、並且聖經在其中被寫作的這個聖經世界,唯一的新真相,是來自考古學的研究。但是正當我們都存着考古學是嚴謹的、不可輕忽的心的同時,叔維爾博士卻告訴我們:「與考古研究相伴而生的總是取決於偶然的發現,於是在任何時間點上都可能有證據浮出水面,拂去聖經人物或事件上的往日塵埃,通過復原一段新的文本、碑銘或古代的遺蹟,將他們/它們帶入現代。」(註3)

十大考古發現首推「死海古卷」。最初的死海古卷是在1947年意外被發現的,並沒有經過考古學家!只是由一些貝多因的牧人在死海西北端的一個山洞裡,因發現了七個完整的書卷而打開之後學術界關注的序幕。(註4)

大衛家的碑銘十大考古發現之二是「大衛家的碑銘」,這個挖掘工作自1966年起雖是由著名的以色列考古學家Avraham Biran博士帶領,但發現這塊玄武岩石碎片的,竟是一位名為Gila Cook的測量員,當時她正在為訪問者準備場所,在無意之中竟發現了這件重要的出土文物。 (註5)

第三項發現被稱為「欣嫩護身符卷軸」,是由以色列考古學家加百列巴克(Gabriel Barkay) (註6) 和一群來自聖地研究學院(現在的耶路撒冷大學)的學生們共同工作時,在耶路撒冷的欣嫩子谷挖掘出幾座墓穴中找到的。 (註7) 筆者本人於1986年有幸於聖地研究學院修讀聖經歷史地理課程及參加考古發掘,加百列巴克正是我的考古學教授,某天下課後他更帶領我們全體學生,實地考察欣嫩古墓,從他的言論中清楚闡明這項驚世發現實屬偶然。照筆者個人理解,就像在千百根骨頭中,尋獲得一口小釘子一樣。機會難求,千載難逢。

加利利之舟第四項重要考古發現就是「加利利之舟」。1985-86年的一次大旱災使加利利海的水平面降到異乎尋常的低,來自革尼撒勒猶太公社的兩兄弟,在加利利海西北海岸的地方漫步時,發現一些古錢及鐵釘,繼而發現一隻船隻的殘骸掩埋在沿岸的泥土中。很短時間內他們即組成一隊拯救古船的考古隊,當時他們做夢也沒想到,這是2000年歷史的古船首次在加利利海被發現。 (註8)

十大考古發現之五是「巴錄印璽」。確實有數百枚的希伯來文印章和印鑒在上個世紀被發現,其中一半是由官方的考古挖掘或者民間挖掘發現的;後者最終流入文物販子之手,之後轉讓給了收藏家或學者。十九世紀70年代的某一天,這枚帶有耶利米之文書的印章和名字的印璽出現在文物市場,被一位收藏家R. Hecht博士獲得,這份印璽出自一個至今身份不明的地方。 (註9) 這份印璽無疑來自文書巴錄便尼利亞 (Baruch ben Neriah) 的印章,他是根據先知耶利米的口述寫作的(耶36:4)。

第六項重要古考古發現是「該亞法的屍骨罐」。1990年十一月,一輛自動卸貨卡車在耶路撒冷的和平森林工作時,意外地撞到了一座墳墓的頂部,使得藏有耶穌時代大祭司屍骨的屍骨罐被發現。 (註10)

本丟彼拉多的碑銘至於第七件重要出土文物就是「本丟彼拉多的碑銘」。亞蘭米拉德在他的著作《聖經考古大發現》(Discoveries from Bible Times) 中清楚指出這塊碑銘的重要性:「一塊刻有本丟彼拉多名字的破舊石板,看來並不是特別重要,但這是唯一提及他的石板。任何其他寫於西元、世紀的銘文或文獻都沒有提到他。這是當代唯一證明本丟彼拉多存在的證據。」 (註11) 至於發現這塊碑銘的經過,亞蘭米拉德接着說:「1961年,一隊來自米蘭的猶太考古學家正在該撒利亞挖掘…第三年,他們的工作重心放在已經決定要清理的劇院。在搬走沙土和石頭時,他們發現了這些臺階和這塊石板。」 (註12)

第八項發現被稱為「以革倫碑銘」。這碑銘確定了這個地方的名字、及其五位統治者的名字,其中兩位在聖經裡特別被提到。1993年,W. F.奧伯萊考古研究學院的考古學家西摩基丁(Seymour Gitin)和耶路撒冷希伯來學院的楚德多森(Trude Dothan),在以色列Miqne堆丘進行第三次也是最後一次挖掘時才發現的。正當人來到計劃的盡頭,竟然才有意想不到的收獲。 (註13)

第九項重要考古發現是「以巴路山上的祭壇」。約書亞曾在宣告祝福的基利心山對面的以巴路山上宣告咒詛。(參書8:33)這是一個充滿爭議的考古發現,因為關於這個發現的解讀還未盖棺定論。然而,以色列考古學家Adam Zertal曾在1980年對瑪拿西支派區域的考古調查中橫跨過這個廢墟,挖掘工作始於1982年秋天,於六個季度之後結束。至今仍然堅持他的解釋,繼續對以巴路山上的遺址進行挖掘。 (註14)

十大考古發現之最後一項是「敘利亞古城烏加列」。烏加列在被復原的數千塊楔形文字泥板中的意義,已經在當今的國際考古學界冠以非常重要的地位。 (註15) 這項艱巨的考古工程主要的挖掘者是舍費爾(Claude F. A. Schaeffer),然而直到他退休時還未完成。他退休之後由幾位法國領隊接手。雖然此堆丘和幾公里之外的海邊正面臨日益發展的城市化,挖掘工作至今還是繼續進行。

當我們高速地瀏覽了二十世紀有關聖經世界的十大考古發現,很容易會覺察考古的發掘,是一項諸多變數、層出不窮、艱苦備嚐、努力不懈、息息不斷的多面體工程,當人以為考古發掘必須是考古學家才有美好成果時,卻發現牧人和測量員的勞亦不可抹殺;當人以為窮一生經驗和努力必有所成時,卻努力苦幹到退休或甚至離世,亦未必能得償所願;當人以為工程艱難,力不能勝時,卻又可經歷輕而易舉,喜出望外的結果;當人以為巳依着計劃而大告成時,卻在收工清理時,才巧獲驚世奇珍;考古文物竟可藉一次交通意外而獲,亦可藉一次至今不知來歷的買賣而得。相信沒有信徒不深信在這一切事件發生的背後,有神奇妙的作為!人的一生,神的半步。讓我們在人生之中,正努力實踐「為己無所求,為主求一切」 (註16) 之際,莫忘那位一生引領我們的主:

衪是疲乏的加力者!(賽 40:29,耶 31:25)
衪是灰心的支持者!(路 18:1,加 6:9)
衪是迷茫的同在者!(創 28:15,耶 1:8)
衪是缺欠的供應者!(申 2:7,賽 33:16)

(註1) Keith N. Schoville, Biblical Archaeology in Focus (Grand Rapids: Baker, 1978)
(註2) Keith N. Schoville, “Top Ten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Relating to the Biblical World,”Stone Campbell Journal 4:1.
(註3) Ibid.
(註4) Adolfo Roitman, The Bible in the Shrine of the Book (Jerusalem: The Israel Museum, 2009)
(註5) Ephraim Stern, ed., The New Encyclopedia of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s in the Holy Land (Jerusalem: Israel Exploration Society, 2008), Vol. 5, pp.1686-9.
(註6) 加百列巴克博士(Dr. Gabriel Barkay)是以色列著名考古學家,出生於 1944年在匈牙利,在1950年移居以色列,1985年獲以色列特拉維夫大學考古學博士學位。他最感興趣的是耶路撒冷的考古。現為特拉維夫大學、耶路撒冷大學學院的考古學教授,以發掘「欣嫩護身符卷軸」而馳名於近東及聖經考古學界。
(註7) Biblical Archaeology Review 9.2 (Mar/Apr, 1983) pp.14-19.
(註8) Shelley Wachsman, BAR 14.5 (Sep/Oct, 1988) pp. 18-33.
(註9) Nahman Avigad, “Jerahmeel & Baruch,”Biblical Archeology 42.2 (1979) pp.114-118.
(註10) Zvi Greenhut, “Burial Cave of the Caiaphas Family,” BAR 18.5 (1992) pp.28-36.
(註11) 亞蘭米拉德著,《聖經考古大發現》(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 p.220
(註12) Ibid.
(註13) Seymour Gitin, Trude Dothan and Joseph Naveh, “A Royal Dedicatory Inscription from Ekron,” IEJ 47 (1997) pp.1-16.
(註14) Adam Zertal, “Has Joshua’s Altar Been Found on Mt. Ebal?” BAR 11.1 (Jan/Feb, 1985) pp.26-43.
(註15) NIV Archaeological Study Bible, (Grand Rapids: Zondervan, 2005) p.304.
(註16) 乃出自《中流砥柱》一書首頁之倪析聲名句。

蔡春曦 © 以斯拉培訓網絡 2010 / 曾登載於《基督日報》2010.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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