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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與考古（二） 蔡春曦牧師
—— 再談聖經世界的重大考古發現
除了叔維爾博士(Dr. Keith N. Schoville) 所寫「二十世紀有關聖經世界的十大考古發現」的專文之外，類似的發表還有許多 (註1) ， 比較重要的要算米高哥根博士 (Dr. Michael D. Coogan)所寫的 「十大考古發現」(註2) 及華德凱瑟博士 (Dr. Walter C. Kaiser Jr.) 所寫的 「聖經考古十五大發現」。(註3)
三位學者所列出的重要考古發現名單，有相同也有相異的地方。筆者於此作了以下的小分析：(1) 只有一項是在三位的名單中都榜上有名的，就是欣嫩護身符卷軸，(2) 有九項是其中兩位的名單中共有的，(3) 有十五項是其中一位的名單中獨有的。
或問：「其實三位考古學家都是要介紹一些重要的考古發現，為何名單之中會有這麼多的差異？」
由於三者的撰寫目的、包括時段、所任教的學院不同，因此名單不同是很易理解的。叔維爾博士的專文是寫於2001年，由於二十世紀是個考古學逢勃及豐收的時段，他在撰寫專文而對過往一百年作出總結和評論是很有意思的。而米高哥根博士被聖經考古學會邀講，為慶祝出版《聖經考古評論》二十週年紀念而寫的，當然這十大考古發現是與聖經考古學會曾舉辦近的考古發掘、《聖經考古評論》曾刋登過的古蹟或出土文物、哥根博士為聖經考古學會出版的140張「希伯來聖經與考古」幻燈有關。至於 Dr.. Walter C. Kaiser是 為所任教的 Gordon-Conwell Theological Seminary 出版的學刊 Contact 2005冬-2006 之專輯主題「聖經考古學」所寫的，所選出的十五大發現包括歷史任何時段的發掘結果。
其實在眾多的考古發現之中要選出十項或十五項最重要的，都並不容易。正如米高哥根博士在其專文的引言所說：「當《聖經考古評論》的編輯邀請我為二十週年紀念而準備一份重大考古發現的清單時，我以為這個任務是很容易的。因為我大可以很容易地在我為聖經考古學會所出版名為《希伯來文聖經和考古》的140張幻燈中選出10張，即可大功告成。但當我開始工作時，我意識到，減少的數量從 140到10已是困難的，尤其是當年代擴大到包括材料的時間遲於希伯來文聖經的話。」(註4) 選出項目越少，困難就越大。Rosa Publishing 曾出版《考古與聖經：舊約》及《考古與聖經：新約》(註5)，內容是列出並介紹新、舊約聖經各五十項重要考古發現，這次的出版肯定比不上以上三位學者的選項困難。當然若要選出聖經考古最重要發現的第一名，應該是難上加難吧！
或問：「這些重要的考古發現，是由甚麼人參予去發掘的呢？」
大部份與聖經考古有關的地方，都是在以色列，因此由以色列人參予的較多，多數來自特拉維夫大學、希伯來大學、耶路撒冷大學等，美國的大學及神學院參予的也有不少。筆者在1986年曾參予美國西南浸信會神學院的考古隊在亭拿 (Tel Batash) 的發掘。(註6)由於與聖經有關的還有約旦、埃及、土耳其、希臘、敍利亞、黎巴嫩、伊拉克、伊朗、意大利等國，除了該地的本土國家為自己作出文化及尋根的工程之外，德、法、英等國的考古隊的足跡，亦遍及許多廢墟之中。至於華入參予聖經考古學，在圖書館從文字中發掘資料的很多，實際在廢墟中一鋤一鏟地參予的很少聽聞。
或問：「這些考古學家是根據甚麼因素，而訂定出那些才有資格列入重要考古的名單之中呢？」
第一、與聖經記載之重要事蹟有關。為甚麼尋獲與吾珥古城有關的諸多泥版之中，竟沒有一塊被驗中，(註7) 卻有兩位學者都選出「吉加墨施史詩第11塊泥版」呢？主要的原因在於有否與重要的聖經記載拉上關係。所找到與吾珥古城有關的泥版，大多數是一些交易契約，與亞伯拉罕所住過的原居地，最多能提供一些歷史背景，不能列在重要出土文物之中，但倘若其中一塊有亞伯蘭作為一方的交易者，內容是急於變賣一切家業，目的是離開吾珥往造物主所指示的地方去的話，那就有完全不同的結果。至於「吉加墨施史詩第11塊泥版」雖然記載不完全與聖經記載的完全相同，(註8) 然而卻與創世記之太古四大歷史之一的洪水拉上關係，難怪米高哥根更把這塊巴比倫版的「洪水與方舟」，列在榜首之位。
第二、尋找的難度。尋找的難度越高，當然被列入的機會就會越大。迄立在雅典巴特農神廟對面的亞略巴古(徒17:22) (註9)、橄欖山山腳的客西馬尼園(太26:36) (註10)、加帕多家之露天博物館的數百年前之岩穴教堂(彼前1:2) (註11) 等，都沒有列入重要考古發現的名單中，因會要確認其位置、發掘出被埋藏的古蹟，都無需多花功夫。然而要在眾多的棺槨中尋找只在耶穌在世前後一百年間特有的屍骨罐，再在找到又為數不多的屍骨罐中，尋獲大祭司該亞法的屍骨罐 (註12) ，可算是難上加難。難怪該亞法的屍骨罐被列入在叔維爾及華德凱瑟兩份名單之中。
第三、增加我們對聖經或聖經背景的認識的程度。這一點幾乎是大多學者們的考慮，華德凱瑟在他的專文引言中，正是強調影响或有助「解釋聖經」是他重要的考慮。雖然筆者沒有介紹高特馬利奧坦尼博士 (Dr. Claude Mariottini) 之「2008年與聖經有關的八大考古學發現」，但登載該文的編輯按：「2008年是考古學上的豐收年。這一年，你可以讀到世界上的十大考古學發現，但是我這裡的目的僅僅是提出我感覺對於理解聖經和聖經世界最為重要的一些發現。無論是挑選或是排位都是完全主觀的；這裡沒有民意調查，沒有編委會，或者投票…。」(註13)
第四、聖經記載有關的年期。年期越久，當然尋獲的機會就會越小，列入重要發現的機會相對也增加。沒有學者會將伊斯坦堡之聖蘇菲亞堂的馬賽克(註14)或在拔摩海島山上的聖約翰修道院(註15)列入重要考古的名單中，因為現存的聖蘇菲亞堂的馬賽克，曾經大火或地震的破壞，充其量是於 532-37年間由東羅馬皇帝猶斯丁年下令所建，至於拔摩海島上自使徒約翰之後，最先被建造而存留至今的建築物，就是這座聖約翰修道院，但這只是在1088年時建成，在考古學上並無重要的意義。然而在便尼哈珊墳墓的壁畫 (主前1900年) (註16)、古列銘筒(主前539 年) (註17)、本丟彼拉多的碑銘 (主後26-36 年) (註18) 等，都是遠古歷史的出土文物，顯然在挑選考慮之列。
第五、尋獲的出土文物的震撼性。所指的震撼性可能來自數量，正如在敘利亞一個名為烏加列的古城，卻掘出數千塊楔形文字泥板，何等震撼！(註19) 但這並不絕對，米吉多出土的一把小刀柄、但廢墟出土之半塊大衛家的碑銘，亦可以榜上有名。所指的震撼性亦可能來自一個感人的故事，列在米高哥根的名單中之瑪撒大 (Masada)就是個最好的例子。雖然有學者指瑪撒大可能就是指大衛逃避掃羅追殺時的「山寨」(註21)，但使瑪撒大被列在重要發現是基於一個960人寧死不掘、集體殉國的感人故事。(註22) 因此震撼性越大，被列入重要考古的名單之機會也就越高。
(註1) 例如Manfred R. Lehmann, “The 10 Greatest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及 Claude
Mariottini “Top 8 of 2008: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Related to the Bible.”
(註2) Michael D. Coogan, “10 Great Finds.” BAR 21:03, May/Jun 1995.
(註3) Walter C. Kaiser, Jr. “The Top 15 Finds from Biblical Archaeology.” Contact,
Winter 2005/2006.
(註4) Coogan, “10 Great Finds.” BAR 21:03, May/Jun 1995.
(註5) Archaeology & the Bible: Old Testament (Torrance: Rosa Publishing, 2002), Archaeology
& the Bible: New Testament (2003) (Torrance: Rosa Publishing, 2003)
(註6) 亭拿 (Timnah, 即 Tel Batash) 詳細的考古可見Ephraim Stern, ed., The New Encyclopedia of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s in the Holy Land (Jerusalem: Israel Exploration Society,
1993), Vol. 1, pp.152-8.
(註7) 哈里特克勞福特著，張文立譯，《神祕的蘇美人》(台北：知書房，2006) pp.179-202.
(註8) 有關洪水的古代之12篇主要文獻，可閱 Bill T. Arnold, Bryan E. Beyer, eds., Readings from the
Ancient Near East (Grand Rapids: Baker, 2002) pp.13-70.「吉加墨施史詩」載在#12. 李思敬博士於近日考古學講座亦有藉「吉加墨施史詩」解讀挪亞洪水故事，詳情看《基督日報》http://gospelherald.com/news/edu-15262-0/
(註9) Elena Korka, Foreign Archaeological Schools in Greece from the 19th to the
21 Century (Athens: Hellenic Ministry of Culture, 2007) pp.123137. David Noel Freedman,
ed., The Anchor Bible Dictionary (New York: Doubleday, 1992) Vol. 1, pp.370-372.
(註10) Joan E. Taylor, “The Garden of Gethsemane,” BAR July/Aug 1995. Hershel Shanks,
ed., Where Christianity was Born (Washington, DC: BAS, 2006) pp.116-127. Sarah Kochav,
Israel: Splendors of the Holy Land (New York: Thames & Hudson, 1995), p.159.
(註11) Murat E. Gulyaz, Cappadocia (Istanbul: Kitap Kirtasiye, 1999), Ilhan Aksir,
Cappadocia (Istanbul: Aksit Kultur Turizm Sanat Ajans, 1998).
(註12) Claude Mariottini “Top 8 of 2008: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Related to the
Bible.”
(註13) Zvi Greenhut, “Burial Cave of the Caiaphas Family,” BAR 18.5 (1992) pp.28-36.
(註14) Yucel Akat, Istanbul (Anataya: Keskin, 1997) pp.30-39. Ilhan Aksir, Turkey
(Istanbul: Aksit Kultur Turizm Sanat Ajans, 1998) pp.66-71.
(註15) I. M. Chatzifotis, Patmos (Attiki: Michalis Toublis, 1996) pp. 54-69.
(註16) William H. Shea, “Artistic Balance Among the Beni Hasan Asiatics,” Bible and
Spade 12.1-2:1-21.
(註17) P. Kyle McCarter, Jr., Ancient Inscriptions: Voices from the Biblical World
(Washington, DC: Biblical Archaeology Society, 1996) pp.27-28.
(註18) Ibid., pp.131-2.
(註19) 吳羅瑜編譯，《聖經新辭典》(香港：中神，1982) 下冊，748-750頁。
(註20) 瑞凡德朗恩著，《讓全世界都知道》(台北：救世傳播協會，1999) 第三冊，46-53頁。
(註21) Avramam Negev, ed., The Archeological Encyclopedia of the Holy Land (New York:
Presentice Hall, 1990) pp.2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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