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約背景

占星學的影響力滲透羅馬帝國的各個社會階層

遠在古巴比倫時代，那兒的祭司認爲天上的星體就是天神，或至少是天神的代表。他們發現季節的變更與星體的轉動有莫大關係，所以設法把星體的規律性跟人類的命運拉上關係。這種研究出來的假設和學說，便漸漸成為後來的占星學（astrology）。

占星學認為這些星體在黃道帶（zodiac）的位置，標誌着人類的命運；因此，想知道一個人的未來禍福，只需要利用他的出生日期和個人資料，配合天上星體的運行來加以預測。占星學被引進希臘是從亞歷山大大帝時代開始，然後透過希臘人和希望發財的東方預言家而輾轉傳入羅馬帝國，並大受歡迎。

該撒提庇留在晚年顯得特別猜疑和迷信，他時常要别人爲他算命，又倚靠占星家（拉：Mathematici）的勸吿來決定國家大事。該撒尼祿在決定大事時，也請敎於占星家。在羅馬帝國時代的錢幣可顯示出當時占星學的廣泛影響。該撒亞古士督是在九月份出生，以他名義鑄造的錢幣上便刻了處女座（Virgo；十二星座之一）的符號。多米田為記念已去世的小兒子鑄造錢幣，這錢幣的圖形顯示他的小兒子坐在地球之上，成爲一位在七大行星中被高舉的小神明。這象徵他已經轉變到星體之中，在那裡掌管著宇宙（參 Ethelbert Stauffer, Christ and the Caesars: Historical Sketches, 2008年，頁151-152）。

羅馬的知識份子其實不接納占星學的真確性，他們提出如果有些人擁有同樣的出生日期，但他們彼此的性格、社會地位、工作和經歷都是各不相同的；反過來，如果他們受同一個星體影響的話，他們理應有相同的性格、地位和經歷，但是現實卻不是這樣，所以就證明占星學的學說不真確及不可靠。這些知識份子屢次把那些職業占星家驅遂出城；可是，他們不久又回城內重操故業。占星家的學說就滲透社會各個階層，多數人民都不自覺地相信天上的星體能夠掌管著人類的前途。

這種「相信星體控制人類命運」的觀念在主後第一世紀特別顯著，當代著名的羅馬詩人兼占星家馬尼利烏斯（Marcus Manilius）如此說：「世界的命運早已確定，所有東西都受制於一條定律……我們出生的一刻決定了我們何時死亡，而我們的結局則決定於我們的開始」（Manilius, Astronomica Vol.4 14）。

羅馬詩人維吉爾（拉：Publius Vergilius Maro；英：Virgil；主前70-19年）亦附和這種宿命論的說法，在他的著作中描繪埃涅阿斯（Aeneas；希臘神話的人物）被一種無形的力量所控制，不斷帶領他面對新的事物，也驅使他的意志無法逃避地屈服於命運之下。

這種宿命論雖不及斯多亞主義（Stoicism）那樣有系統，但兩者同樣强調命運。這種思想出現於所有該撒亞古士督時期的文學作品中，並同時塑造了羅馬人的心態。

儘管占星學在新約時代從平民百姓到達官貴族，都受到相當的重視。隨著主後第十六世紀「哥白尼天文體系」（Copernican System）的出現，這體系主張把太陽（the Sun）取代地球（Earth）作為太陽系（Solar System）的中心，亦成為現代天文學的基礎，而占星學的熱潮便漸漸衰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