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約背景

新約正典形成第二階段正面與負面的動力

新約聖經中的書信資料曾宣稱，其內容為教義和行為方面具權威的和適當的教導。不過，沒有一封書信不是為著特定的對象、在一種特定的歷史情況下而寫的。這些書信肯定是在使徒保羅去世以後，才被收輯成文集的。

保羅的書信集很少有抄本（manuscript）上的歧異。顧斯庇（E. J. Goodspeed）提倡有很強的證據顯示，收集的過程是屬於在某個特定日期的、一次過的行動（日期大概是主後80-85年）。相對地，哈納克（Harnack）較早前認為保羅的書信集是慢慢形成，支持這個看法的證據則較少。

在現存的眾卷保羅書信中，最早寫成的大槪是《加拉太書》（book of Galatians；註1），於主後48年左右完成，當時正是割禮糾紛的高潮；最後寫成的是《提摩太後書》（book of 2 Timothy），約爲主後60年代中期（註2）。

這保羅的書信集，從一開始就被視為具權威的基督教文學作品，享有很高的地位。它對於主後第一世紀末和第二世紀初教會的影響力是顯而易見的，從當時的教義、用語和文學上的文體，可見一斑。我們沒有類似的證據，證明在這麼早的時期有任何非出自保羅手筆的文集，得到同樣的看待。

另一方面，在新約文獻中最清楚的宣稱為神直接默示的一卷書的，就是《啟示錄》，也是唯一記錄新約教會的先知言論和異象的例子。

有兩方面進一步促成新約聖經的成典：一方面是幫助基督徒分辨出神所默示的書卷；另一方面是防備異端的教導去影響了純正的信仰，期路庇的馬吉安（Marcion of Sinope）和蒙塔納斯（Montanus）。

第一份較為接近現今新約聖經的綱目，出現在《穆拉多利殘卷》（Muratorian Fragment）的「穆拉多利正典綱目」（Muratorian Canon）。這卷文獻是主後170-180年間源源羅馬的著作，其名稱取自一位米蘭（Milan）圖書館館長Lodovico A. Muratori的名字，因這殘卷是這意大利人所發現的。

這卷文獻是以拉丁文寫成，內容略有提及使徒保羅到西班牙（Spain）一事，而所列出的包括4卷福音書、《使徒行傳》、保羅的13卷書信、《約翰壹書》（book of 1 John）、《約翰貮書》（book of 2 John）、《猶大書》（book of Jude）和《啟示錄》。不過，這正典綱目並不完整，而且還包括一些《次經》文獻。學者相信「穆拉多利正典綱目」代表了主後第二世紀正統基督教會所審定新約成典的雛形。

直至主後第二世紀末，教會已把4卷福音書、《使徒行傳》和保羅書信視為跟舊約聖經有著同等的權威文獻了。

〔註1〕：D. B. Knox, “The Date of the Epistle to the Galatians,”Evangelical Quarterly XII, 1941年，頁262-268。

〔註2〕：Donald Guthrie, New Testament Introduction: The Pauline Epistles, 頁198-2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