猶太文化
> 專文猶太大屠殺
肇因
我們該從何著手，來解開這件棘手的難解之謎，亦即這場瘋狂大屠殺的起因究竟為何？
歷史學家和神學家為我們提供了一些理論。
愛德華．吉朋（Edward Gibbon，1737-1794，英國歷史學家）在古典名著《羅馬帝國衰亡史》一書中，列舉了導致羅馬帝國崩解，並及上所有曾獨占鰲頭的文明或國家，在叱哇風雲過後，都會重蹈覆轍的五項徵兆：（1）商業與政權的腐敗。（2）過度縱情聲色犬馬。 （3）家庭結構崩潰。（4）宗教信仰的式微。（5）社會不講求個人責任，造成內憂當前，但國家卻視若無睹，對外窮兵黯武。
除以上因素外，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德國還有著高失業率、糧食短缺以及通貨膨脹等問題。
當時的狀況到底有多糟呢？
有位年輕的德籍猶裔女士在1930年代末期屆滿廿一歲。這女士的父親在她甫出生時就為她預備了一份禮物，亦即用她的名義買了一份紅利保險單。為了使女兒在適婚年齡能領到一筆豐厚的嫁妝費，這位父親一連繳了廿一年的保費。
就在她廿一歲生日的當天，這個年輕女子前往領取保險儲蓄金，也就是她父親繳付廿年的費用，外加累計利息的總和。不幸的是，在當時通貨膨脹嚴重的經濟情勢中，這位女士所領到的錢只夠支付她回家的公車費。
德國因著製造一次世界大戰所需償付的代價，從這則無法磨滅的故事裡可見一斑。
當無助與絕望的情緒不斷擴張，憤怒和恐慌勢必開始蔓延到社會的各個階層，並連帶引發兩件事。
首先，人們開始尋找「救世主」，一個能夠帶來希望與迅速拯救的領導者，即使這樣的拯救並非訴諸理性的政治或經濟管道，而是藉由仰賴領導者的個人魅力與領袖權威。
阿道夫．希特勒這個在內心世界與個人動機上都猶如無解謎團的人物，就完全利用德國人當時急著找解藥的慾望，透過個人的強勢性格，抓住機會施展他瘋狂的計畫。
其次，個人與群體非但不願為自己的問題承擔責任，還開始尋索可以歸咎責任的代罪羔羊。而每當提到代罪羊羊，猶太人馬上就會想起自己是不折不扣的「選民」。
仇視猶太人彰顯於將他們當作社會問題的代罪羔羊對1930與40年代的德國來說並不是新鮮事。仇猶心態較常被稱作「反猶主義」 （anti-Semitism），它可遠溯到至少兩千年前，其勢力蔓延跨越到全球各地。
反猶主義的形成至少有三個主要因素：
首先是宗教因素。自從奠基於《新約聖經》福音書的基督信仰成形之後，猶太人就被指控為「謀殺基督者」。這個標籤從早期便如影隨形地跟著猶太人，要等到教宗若望廿三世召開梵諦岡第二次會議（西元1962-1965年），才不再讓猶太人為耶穌的死揹黑鍋。但即使猶太人不再被批為謀殺基督者，他們仍舊被視為異教徒。他們拒絕接受耶穌是救主的一貫態度，以及不肯歸向基督教的信仰，都引來緊張、嘲弄和敵意。
伊斯蘭信仰的誕生讓猶太人承受多一層的苦難、仇恨與歧視，只因他們拒絕相信穆罕默德是先知，並且不將《古蘭經》當作聖典。
既反諷又今人悲哀的是，猶太人將宗教信仰的智慧與宗教實踐之美介紹給世界，卻因其他宗教無法容忍異己而遭受了極大的痛苦與迫室。
第二個反猶主義的成因是經濟因素。
這又是一件反諷的事，因為猶太人在異鄉作客旅的大半歲月中，都無法擁有土地或財產權，抑或加入同業公會。結果，他們被迫只能擁有「可隨身攜帶」的物品，並進而時常發跡成為小批發商、貿易商、珠寶商和借貸者。雖然他們的商品不反土地及大型企業來得有價值，但由於他們從事的是珠寶或借貸這類今人垂涎的生意，猶太人很自然地被看作有錢人。
當社會景況在經濟蕭條中走下坡時，人們出於羨慕或嫉妒，會很容易將矛頭指向那些被認為在控制財富的人。那些沒錢、沒食物、沒有棲身之所、沒有就業機會的人，很容易就拿那些他們認為的有錢人出氣，不管對方到底是否頁的有錢。他們特別憎惡猶太人這看來有錢的外來民族，而他們自己這些本國公民卻雙手拮据。因此猶太人這群永遠的外來客總在經濟蕭條的時代成為被遷怒的箭靶。
第三個反猶主義的成因是道德因素。猶太人被上帝揀選為子民，為要承擔起接受、學習、實踐、並教導世界認識上帝倫理誡命的責任。問題是，人們即使自知誡命的內容是正確美好，卻鮮少有人喜歡眼前擺著這面道德鏡子。所以，與其因著拒絕道德誡命而至終得罪上帝，倒不如除掉這面反映道德誡命的鏡子，以及拿鏡子的人。
歷經漫長的歲月，世人似乎已發展出一套簡單的公式：除掉猶太人，藉此一併除掉猶太人所代表與傳遞的道德誡命。
於是，經由德國素負盛名的民族驕傲與種族激情的交融，再揉合了社會每處於風雨飄搖之際就會萌發的恐慌與仇恨，最後加上根深蒂固的反猶意識，自然就孕育出了希特勒和納粹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