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約背景
> 族長與異族武利爵士所提供的馬里和努斯文獻顯示創世記的族長記載的價值
雖然從馬里和努斯出土的文獻，無可置疑地提供關於亞伯拉罕、以撒和雅各，很有價值和真實的歷史背景，但關於這時代而更為重要的文獻則是由武利爵士（Sir Leonard Woolley）在土耳其發掘出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發掘工作便開展於原是北敘利亞一帶的Tell Atchana（亞拉拉克〔Alalakh〕），武利爵士掘開了兩層原是王宮的遺址，下層是屬於主前1900-1780年代，另一層屬於主前十五世紀。從這片頹垣敗瓦中，發現了多過四百五十份的文獻，其年代相若於從馬里及努斯發掘的。然而武利爵士發掘到的，其價值更勝一籌，其原因是無論在年代或是地域上，也是近乎以色列的族長時期。
武利爵士所發掘出的泥版，顯示有關賦予任何有特殊身分的兒子的特惠。長子通常在家族族長逝世後，被分配財產時是可得雙份。然而亞拉拉克的傳統强調在馬里和烏加列（Ugarit）一帶存有數位長子的習俗，父親有權不按兒子出生次序，從其衆子中選出一人，給予長子名分。這個習俗顯然有助於我們了解有關瑪拿西和以法蓮的事件（創48:13-20）、流便被貶（創49:3及其下）、約瑟地位提升（創48:22）等事件。
以上例子明顯可見《創世記》提及的社會制度正代表著主前二十世紀時代的人的生活，而其文體强烈地暗示著這些希伯來人物的活動是記在泥版上的，正如古代近東的風俗一樣，並非如很多學者所說，是由口傳一代一代傳下來的。如《創世記》中的族譜制度在馬里及努斯的文化中亦是很被重視的，難怪後期的希伯來民族，也正如他們那一時代的人一樣，亦非常注重家譜。
從努斯和馬里的文獻顯示一點，《創世記》的族長記載反映那法律條文和社會風俗正與主前十九世紀以後的米所波大米歷史是相同的。在馬里遺址的紀錄和《創世記》的記載中，二者的語言和專有名辭是類同的，這正表明它們是有著一個相同的文化背景。以色列的傳統，在歷史背景而言，正好可放在近東那同類的文化中。
